科學家顧毓琇與音樂之情緣
徐湘
顧毓琇 字一樵（1902-2002），江蘇無錫人。集科學家、教育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佛學家于一身，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師。
有這樣一位世紀老人，他與百年中國風雨并行，一生充滿傳奇。他親沐“五四”之風，以“科學與民主”作為畢生追求，學貫中西、文理兼長、博古通今，其學術成就橫跨科學、教育、文學、戲劇、音樂、佛學等，堪稱全才。這位大師就是被譽為科壇巨擘、杏壇宿將、文壇翹楚的顧毓琇先生。他精通文學戲劇和詩歌音樂，與文藝界很有淵源。由于從小愛好古典文學，喜讀中外文學戲劇名著，吟寫詩歌散文，在就讀于清華大學時就積極投身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擔任學生劇社首任社長和文學社戲劇組負責人。18 歲起就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在 1920 年至 1921 年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就翻譯完英文短篇小說 12 篇、劇本 2 個。20 歲起開始創作小說、散文并自己編寫劇本，1922 年一年內他就完成短文 15 篇、編寫《孤鴻》四幕劇 l 部、寫中篇小說《芝蘭與茉莉》至翌年 2 月完成，6 月出版。此后他又陸續編寫了多個劇本，《荊軻》《蘇武》《白娘娘》《岳飛》《西施》《古城烽火》等。《岳飛》等劇作的成功上演，奠定了其作為中國戲劇藝術一代宗師的地位。38 歲以后，顧先生以寫詩作為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開始了詩詞歌賦的創作，數十年來他共編創各種詩詞歌曲七千余首。鑒于他在詩歌創作上的建樹，1975 年巴西人文學院向他頒發了金質獎章，1976 年在“第三屆世界詩人大會”上他被授予“國際桂冠詩人”的榮譽稱號。作為一個具有深厚科學文化底蘊的學人，顧毓琇先生平生鐘愛音樂并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前不久，中央音樂學院還為顧毓琇先生舉辦了誕辰 110 周年紀念大會，會上，與會專家全面回顧了顧毓琇先生的傳奇一生，此外，還舉辦了顧毓琇教授 110 周年誕辰紀念音樂會，上演了《回文詩》《一剪紙祝中華文化復興》等代表作品。本期特刊發文章，以追思顧先生對中國音樂的貢獻，表達樂界對他的懷念之情。
縱觀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多科學家與音樂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鮑羅丁等和中國的李四光、趙元任等。作為國際著名電機工程和自動控制專家，顧毓琇的一生很難用單一的“家”來概括，他在音樂方面的非凡經歷和頗多建樹足以使他在擁有眾多的“家”之外再添一個“音樂家”的名銜。
與音樂結緣
與藝術家結交
無錫，這個太湖之濱“充滿溫情和水”的地方，也是鐘靈毓秀、文才輩出、弦歌不輟的吳文化發祥之地。出生在這里的顧毓琇受到環境和長輩們的影響，從小能歌善唱，耳濡目染，對民間歌謠和戲曲音樂有著濃厚的興趣。雖然其日后擅長工理運算，通達文哲史地，精于詩歌戲劇，但始終保持著對音樂的愛好，且在后半生愈發彌老彌烈，以致于投入較多精力潛心研究古代詩詞樂譜，整理出版歌集，錄制唱片，其樂融融，伴隨終身。
1923 年春，奧地利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克萊斯勒訪華來京獻演，得此消息，當時尚在清華大學高等科就讀的顧毓琇非常想目睹這位世界級大師的音樂風采。由于學校距離城內演出地點很遠，怕耽誤時間，他便與同班學友梁思成一起向曹云祥校長借車駛赴城內，方趕得及聽演奏。1940 年12 月，時任重慶國立音樂學院首任院長的顧毓琇和夫人王婉靖應邀去成都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成都年會。期間，顧毓琇夫婦特抽空游昭覺寺，聽賈瞎子唱道琴。1950 年夏，顧先生將 63 首英文詩歌翻譯成中文編為《海濱集》，其中的 24 首詩歌配有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等人的音樂，另外 7 首譯成般配于伏而迪、奧芬巴赫、普契尼等大師們名曲的體例。另外，得知年事已高的顧先生仍愛聽故鄉蘇昆曲調，2002 年 5 月，南京鐘山詩詞社的徐立梅女士將顧先生的《一剪梅》詞《愛我邦家，護我中華》和江澤民主席贈顧毓琇老師的詩《重教尊師新天地》譜配成昆調，請名家演唱，錄制成 CD 盤掛號寄出。不幸的是百日之后大洋彼岸便傳來先生病逝的哀訊。
顧毓琇先生為人仁厚誠信，他尚友天下名士，其中僅諾貝爾獎得主則當以十計，師友中成名成家者，則當以數百計。在他曾經交往并且關系較密切的文學藝術家中就有郭沫若、聞一多、朱自清、冰心、梁實秋、錢鐘書、曹禺、張大千、徐悲鴻、傅抱石、潘玉良、田漢、洪深、梅蘭芳、周信芳、趙元任、應尚能、吳伯超、馬思聰、費曼爾、喻宜萱、邵光等眾多著名人士。關于他與一些音樂家的密切交往，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期頤集》中曾刻意記述：上世紀 50 年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期間就曾與語言學家、作曲家趙元任（1892—1982）夫婦過從甚密；同為清華1923 級的聲樂家、作曲家應尚能（1902—1973），1941 年曾為顧毓琇新編歷史劇《荊軻》譜寫插曲并指導國立音樂學院學生試唱；1940 年秋，指揮家吳伯超（1903 一 1949）指揮交響樂團排演由顧毓琇首譯為中文的“貝九”第四樂章《歡樂頌》；抗戰時馬思聰（1912 一 1987）在渝組織交響樂團，“本人相識后，即勸其作曲，可以傳世。”抗戰勝利以后，與顧毓琇夫婦認識多年，成為知己的女高音歌唱家費曼爾在巴黎演出成功，在謝幕時曾演唱由顧先生翻譯成中文的《蝴蝶夫人》選段，殊以為榮；作曲家邵光教授是他在重慶青木關擔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時招入的首屆學生，“解放后赴美國，在紐約定居，除了教學生外，努力作曲。本人填詞，邵光作曲，中央音樂學院1991 年冬舉行‘顧毓琇作品演奏會’曾演唱邵光作曲的數首。”此外，定居國外的顧毓琇先生還時常惦記著當年國立音院共事的同仁，1973 年顧老夫婦回訪大陸后，曾專門看望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教育家喻宜萱等教授。
首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
為黃鐘定音高
1938 年 1 月，國民政府在漢口改組為抗戰政府，顧毓琇先生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受命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兼任教育部戰時教育研究委員會和中央建教委員會主任委員，至 1944 年夏，長達 6年半時間，對抗戰教育作了一系列積極有益的工作，貢獻巨大；為抗戰勝利后中國教育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也包括在音樂工作方面所做的令人矚目的幾件事。
首譯“貝九”《歡樂頌》。“快樂！快樂！快樂！美麗的神光輝煌。天國仙都的女郎，我們陶醉圣火的熱狂，闖進神圣的天堂。你的精誠重新團結，掃盡世俗的參商。四海之內皆是兄弟，看你的柔翼翱翔。”……“誰曾享受偉大的幸福，只一個知己相親。誰曾求得恩愛的淑女，還請來歡慶同伸。呀，誰若有密契的知心。普天下僅此一人。倘沒有遇見，且讓他，啜泣著離開人群。”……這首神圣而美妙的詩篇，是顧毓琇先生根據德國著名詩人席勒的原作翻譯成中文的。1940 年我國的抗日戰爭正處于敵我雙方相持階段，為了向國人奉獻英雄主義的思想，進一步鼓舞抗敵的斗志，成立不久的重慶國立交響樂團即準備排演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歡樂頌》，其中聲樂部分的長篇歌詞唱段需要翻譯成中文演唱，但當時國內尚無中文版本，身為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的顧毓琇先生非常關心此事，懷著強烈的民族責任感，他在百忙中抽暇，于 1940 年夏天憑藉自身扎實的文學功底和比較嫻熟的拉丁文翻譯基礎，將德文版的歌詞譯成了中文版的《快樂頌》（即《歡樂頌》）并于 9 月中旬在重慶連同樂譜一起由大東書局出版。由此顧毓琇先生也成為國內翻譯《歡樂頌》的第一人。
首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我國現代第一所專業音樂院校由蔡元培先生 1927 年 11 月創建于上海，1929 年 9 月改名為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簡稱上海國立音專），蕭友梅任校長。抗日戰爭開始以后，音樂專科學校即被汪偽政府接管，更名為“國立上海音樂學院”，屆時許多師生紛紛輾轉到后方，部分教師則離校另辦一所私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而在上世紀 40 年代初抗戰最為艱難的時期，由抗戰政府教育部在后方城市重慶青木關創建的國立音樂學院，集合了眾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音樂教師和造詣頗深的專家教授，在后來培養出一大批有音樂才能的男女青年。當時國立音樂學院急于開辦，尚無合適的專任院長人選，鑒于戰時物質匱乏、經費緊缺，為了使學校能夠按時取得教育撥款，便于籌建工作的順利進行，關心音樂教育事業的顧毓琇便主動兼任首任院長，從 1940 年 11 月起即開始負責緊張而忙碌的建校工作，直至 1941 年秋專職院長楊仲子到任為止。其間顧毓琇還兼任國立實驗交響樂團團長，日常工作則由音樂家、指揮家吳伯超先生具體負責，“貝九”第四樂章《歡樂頌》即由該團于 1940 年底公演。
建議以 348 頻率為黃鐘定音高。中國古代樂論《管子·地賢篇》中有這樣的記載，“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不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而其乘，適足，以是成角。”黃鐘，也叫黃鐘律，為中國古代音樂中通過“三分法”所得十二律之首，中國歷代的所謂“定律”，一般皆指為黃鐘律確定音高，并以此為標準來推定其他各律音高。因此黃鐘音即中國古樂的“標準音”。中國古代社會，律、度、量、衡之間是緊密聯系、互為因果的，而傳統律學均以振動物體的長度來計算音高，由于歷代（包括各諸侯國）度、量、衡單位標準的不統一，致使黃鐘“定律”的音高差異較大，長期以來莫衷一是。對此，曾引發顧毓琇先生的深深思考和憂慮：“惜乎年代久遠，音律易失。蓋每逢盛世，尺度合乎標準，音律務求中正；但當國勢力衰微，世風不古，度量衡難乎標準，趨于纖小，而音律敗壞，民俗澆薄，為害之烈，可勝言哉！”
1941 年春，時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的顧毓琇先生以一個科學家的執著和鉆研精神，運用功底厚實的數學、物理知識，通過細密的計算，發現黃鐘音（f1）與西洋自然律中 f1 音高頻率相等，皆為 348Hz（每秒鐘的振動次數），而由黃鐘律作為基礎產生的姑洗音（a1）與國際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之標準音 a1 的音高頻率極為相近，為 440.4Hz，從而得出將黃鐘的標準音高定為 348 頻率之結論。隨后，在顧毓琇先生的積極建議下，1941 年 4 月 13 日，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專門開會討論此問題，“顧委員毓琇提：古來學者，討論黃鐘音高，互別是非，迄無定論。各家黃鐘高下不一，相去懸殊，難于決擇。今日欲求推廣樂教，改良樂器，應以統一音高為前提，擬采 348 振動數為黃鐘之標準音以利進行案。”最后表決結果為一致通過。其后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為黃鐘定音的依據和意義，在 1942 年 4 月上旬為慶祝中國音樂學會成立而舉辦的音樂節里，顧毓琇特撰文發表《黃鐘定音記》，該文章后來刊載于同年 7 月份出版的《樂風》第二卷第四期上。
顧毓琇先生在上世紀 40 年代初期提出并且得到確認和推廣的“黃鐘定音”，在當時的確可看作是一項超越前人的卓識和貢獻，其對于恢復和表現中國古代音樂的音韻風貌、對于進一步研究開發中華古樂以至于“重新奠定國樂之基礎”起到了積極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今天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也還是具有一定價值意義的。
翻譯整理
古詩詞歌譜
顧毓琇先生出于對中國古代詩禮樂三位一體的深刻認識和對祖國文化遺產的維護從 20 世紀50 年代中期起，開始了為期多年對中國古代歌譜的整理研究、翻譯推廣工作，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翻譯“魏氏樂譜”。1955 年夏，在裘開明博士的幫助下，顧毓琇先生獲取了哈佛大學中日圖書館中珍藏的明末魏皓（？一 1774 年，字子明，系我國明代赴日音樂家魏之琰的四世孫）在日本所刻之記錄中國古樂歌譜五十調《魏氏樂譜》之孤本，據此開始將原“工尺譜”翻譯成簡譜并將其中《關山月》《玉臺關》《秋風辭》等翻譯為五線譜。顧毓琇先生在初步完成該套古樂譜翻譯工作后，曾以科學嚴謹的態度認真考證了該古樂譜版的真實可靠性和可傳唱性。如與日本音樂家林謙三所編譯的《明樂八調》樂譜對比，發現所翻譯為五線譜的明樂譜八首與“林版”完全吻合，再如將《清平樂》曲譜與原燕京大學范天祥教授于 1957 年出版的《中國詩歌》中的五線譜版相對照，發現僅在倒數第 4 小節的第一個音符有所差別（顧譜唱名為“si”，而范譜唱名為“sol”）。又如將整理的明古樂譜其中十二調，經張曉峰先生之鼓勵及交由鄧昌國教授之指導曾在臺北公開唱奏。1961 年，在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顧一樵全集》中，編者將顧先生整理的這套明樂譜付印于第十一集《一樵文存》之后。
翻譯“白石道人歌曲”。姜夔，別號白石道人，系南宋著名音樂家和詞人，由他所標注古工尺譜的十七首自度曲是歷代流傳至今的最早并且比較完整的歌譜。1955 年秋，先生在整理研究明樂譜五十調的同時，選擇白石道人自度曲中十余首“曾試譯成五線譜，但不敢自信”。1962 年秋，顧毓琇先生攜妻女去法國巴黎度假，聽到由張昊先生訂譜，程紀賢先生演唱，某法籍女士用銅笛伴奏的白石道人歌曲，發現樂譜與七年前自己整理出的非常相似，方始相信各曲均可供近人歌唱。隨后顧先生在歐陸旅行途中又陸續整理了《角招》《暗香》《疏影》和《長亭怨慢》等剩余數首，并將白石道人十七首自度曲分別翻譯成簡譜和五線譜兩種譜式（共計 34 首），每首均重新填配新詞，于 1963 年在商務印書館以“樵歌集”為題名出版。
配譯唐宋歌譜。1963 年，顧毓琇先生花費很多精力進一步研究修訂了《一樵文存》中的明樂譜五十調，并準備在此基礎上編配一套《唐宋歌樂譜》。他先在明樂譜五十調中選擇《關雎》《秋風辭》《白頭吟》《關山月》《玉臺關》《陽關曲》《思歸客》等由漢武帝、李白、杜甫、王維等人填詞的歌譜 15 首，后又選擇《杏花天》《小重山》《風中柳》《青玉案》《洞仙歌》等詞譜 10 首，并將后 10 首按宋詞風格韻律填入自作新詞。其中除《風中柳》《洞仙歌》《瑞鶴仙》和《喜遷鶯》等 5 首仍用原名外，其余皆由顧一樵另題歌名。這樣，先后整理了 25 首五線譜版的《唐宋歌樂譜》，再編譯為中英文對照版，于 1964 年秋由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先生惠予付印出版。
配譯宋詞歌譜。1966 年起，顧毓琇先生又考慮如何為世人所喜愛并且更適合于歌詠的 45 首著名的宋詞配曲（這些宋詞皆無現成曲譜標記）。經過多次選詞擇曲的編創“實驗”，顧先生發現用一些古曲來為宋詞配曲，尚無不合。即選用明樂譜 14 首，姜白石自度曲 6 首，加上根據原明樂譜新編訂的唐宋歌樂譜 5 首，共計 25 首結集為卷一；再用姜白石道人自度曲 17 首，加上明樂譜中由姜白石自注的《翠樓吟》《角招》和《湘月》等 3 首，共計 20 首結集為卷二。值得一提的是，此卷一、卷二合計 45 首歌曲中的原歌詞下方均并列著顧先生依據宋詞格律重新填寫。但內容卻涉及感悟中外古今民風世情之新詞。1968 年夏，顧毓琇先生費時兩年編訂整理的《宋詞歌譜45 調》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音樂是聽覺的藝術，顧毓琇先生自其編譯整理的第一部《明樂譜 50 首》于 1961 年面世以來，并未將這些歌曲束之高閣，而是積極推向聽眾。他非常注意自己所寫的詞曲是否能唱，如果是可以唱則決不放棄演唱的機會。自上世紀 60 年代起，顧先生的部分古樂歌曲在美國就經常被部分獨唱家和一些華裔演唱團體作為演唱曲目。1991 年春，顧老訪問中央音樂學院后，得知該院將舉辦“顧毓琇作品音樂會”，遂準備回美后將作曲家邵光先生為自己編譯的古詩詞歌曲重新修訂的曲譜整理一份，寄給中央音樂學院試唱和保存。如今，顧毓琇于古詩詞歌曲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獲得國內外專家的一致肯定。
來源：中國藝術報2013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