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前排起了蜿蜒的長龍，人們身著素衣、神情肅穆，前來送別楊振寧先生最后一程。
連日來，哀思如潮。清華大學科學館走廊上，上百束菊花綿延數(shù)十米；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的楊振寧雕像前，師生默立，鮮花環(huán)繞……楊振寧逝世后，全國數(shù)十所高校相繼發(fā)文悼念，深情追憶他關心學校發(fā)展的點滴往事。
“楊振寧先生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心系祖國教育、科技、人才事業(yè)，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原校長陳佳洱說。
破冰架橋 為中國學者打開世界之窗
“我仍然時常想起楊振寧先生邀請我們去美國學術訪問的日子，那對我整個學術生涯的影響是飛躍性的。”聽聞楊振寧逝世的消息后，82歲高齡的著名微分幾何學家、復旦大學教授忻元龍難掩悲傷。
1979年初，忻元龍等人應楊振寧邀請，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訪問，成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高校首批出國交流的學者。那時，楊振寧擔任該校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
石溪分校的數(shù)學系就在理論物理研究所樓下。在那里，忻元龍打開了全新的學術視野，第一次接觸到當時國際數(shù)學領域的新潮流“調和映照理論”，從此成為他長期的研究領域。“可以說，楊先生是我們對外開展學術交流的引路人。”忻元龍感慨。
楊振寧是中美學術交流的“破冰者”。早在1971年，中美關系剛有松動時，他就冒著巨大的風險率先回到中國。此后他幾乎每年回國，走訪高校、舉辦講座、與師生座談……帶來國際上最前沿的學術信息，讓當時處在封閉環(huán)境中的中國學者與世界接軌。
忻元龍清楚地記得1976年春天楊振寧來復旦大學作關于“楊-米爾斯規(guī)范場論”學術報告時的情景。
“楊-米爾斯規(guī)范場論”是楊振寧和米爾斯在1954年提出的，被認為是現(xiàn)代物理學的基石之一，是與麥克斯韋方程和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相媲美的最重要的基礎物理理論之一。
“那時國際上對這一理論的研究已經很熱，我們卻一無所知。楊先生提出了很多重要問題，把我們帶到了國際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上去。”忻元龍說。
楊振寧始終相信，國內大學中有實力很強的研究人員，如果能及時掌握國際上的學術動向，抓住問題之所在，國內的研究力量會很快發(fā)揮出來。他在復旦大學發(fā)現(xiàn)了谷超豪等人的研究實力，并與他們合作發(fā)表了《規(guī)范場理論的若干問題》等文章，為科學界帶來了新的突破，也為中外學術界提供了寶貴的交流范例。
“他真是非常熱心的人，發(fā)現(xiàn)我們有好成果，立馬主動推薦到國際上去，提高了成果的國際影響力。”85歲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徐克尊回憶，1981年夏天，他向楊振寧匯報了團隊“反常切倫科夫輻射實驗”，楊振寧聽后給予高度評價，并立即寫信推薦至國際頂尖物理期刊上發(fā)表。
為了讓更多有潛力的中國中青年學者到美國進修，楊振寧親自發(fā)起成立“與中國教育交流委員會（CEEC）”，并在中國香港、美國等地籌募資金。1981年至1992年間，該基金資助了80多位中國學者赴美訪學。
“楊先生對我們CEEC學者的要求是很嚴的。”91歲高齡的陳佳洱回憶，1982年他受資助前往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原子核結構實驗室，參與超導重離子直線加速器的研制，剛到校工作一個月，楊振寧就要求他提交研究工作進展情況和存在問題等的工作報告，此后，仍定期要求他書面匯報工作進展。
而在學術之外，楊振寧卻是平易近人的。忻元龍回憶，楊先生曾帶他們去露天集市，買了一包當時國內罕見的開心果，笑著說，給你們嘗嘗。“我至今都記得這袋開心果，以及楊先生教的單詞pistachio。”忻元龍說。
楊振寧架起的一座座中外學術交流橋梁，對于當時資源有限的中國高校而言意義重大。那一代學人里，許多曾受楊振寧幫助的學者，后來都成長為中國頂尖大學的領導者，包括陳佳洱、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校長谷超豪等，成為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目光高遠 厚植基礎科學沃土
陳佳洱至今收藏著楊振寧寫給他的一封信，時間是1997年8月28日。信中，楊振寧建議北京大學進行非超導與超導電子槍的研發(fā)，“此計劃若能快速進行，達到世界第一的可能性極大！”字里行間透露著急切。
這封看似普通的來信，承載著楊振寧對科研布局的深邃洞察。彼時，美國兩大國家實驗室正在部署發(fā)展基于加速器的自由電子激光。楊振寧憑借敏銳的目光，預見到這將是強激光領域發(fā)展的關鍵方向，必須把握機遇，迎頭趕上。
收到信的陳佳洱不敢懈怠，和同事一頭扎進了這一前沿領域，他們攻克關鍵技術瓶頸，先后研制出了先進的直流—超導光陰極電子槍、性能優(yōu)越的射頻超導加速腔，以及國內第一臺太赫茲的自由電子激光器等，使我國的射頻超導技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在陳佳洱的記憶中，楊振寧多次來到北京大學重離子物理研究所，指導超導加速器裝置的研發(fā)工作，“楊先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是我們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
楊振寧的遠見卓識，早已超越物理學領域，深深融入了中國基礎科學發(fā)展的脈絡。早在1972年，他就向中央領導同志提議恢復和加強基礎科學研究。
在那個重工輕理的年代，這一建議如一聲春雷，喚醒了沉寂已久的基礎科學研究，悄然改變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軌跡。
“清華大學立即成立4個研究班，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清華配備了最好的老師，還從中國科學院、北大請了一批老師來教。”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原校長顧秉林第一批參加了固體物理研究班的學習，開啟了自己的學術生涯。
此后半個多世紀，楊振寧躬行不輟，為祖國的基礎科學厚植沃土。
在南開大學，他推動建立理論物理研究室，不僅定期與師生討論學術發(fā)展，還經常邀請國際一流學者交流，細心到舉辦國際會議時捐獻計算機、打印機，乃至茶歇所需的咖啡機。在中山大學，他發(fā)起成立“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基金會”，呵護那些有學術價值但不一定有經濟價值的基礎研究項目，如古文字學、人類學、民族學、數(shù)學等，一批中青年學者得以潛心探索……
“愿在有生之年盡力幫助清華大學發(fā)展，尤其是使清華大學的理科重新建立起來。”1997年，清華大學成立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為高等研究院），楊振寧應邀擔任中心名譽主任，在清華大學開始了“他這輩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他提出“精干、擇優(yōu)、流動”的原則，聚焦理論物理、數(shù)學、計算機科學等前沿領域開展研究，從選聘人才、籌集經費到發(fā)展規(guī)劃，楊振寧都積極出謀劃策，甚至在高等研究院搬遷新址時，親自畫了衛(wèi)生間設計圖，因為他認為高等研究院是國際學術交流平臺，衛(wèi)生間氣味會影響國外來訪學者的體驗。
“楊先生特別強調了要保持中心良好的學術氛圍。”顧秉林說，為此，研究人員要有高度的學術自由，不需要有申請經費的要求，也不需要有發(fā)表文章的要求，所有的事情都以學術為標準來討論和處理。
在楊振寧的力邀和影響下，林家翹、姚期智、王小云等一大批世界頂尖科學家加盟高等研究院。漸漸地，高等研究院在理論凝聚態(tài)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論計算機、密碼學等領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開始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
甘為人梯 培育科學薪火的“大先生”
2021年，為賀楊振寧百歲華誕，清華大學2004級物理班和數(shù)理基礎科學班以集體名義遞交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時光荏苒，如今的我們，比彼時少了少年人的鋒芒，但多了對家國的責任。不變的是您對我們的影響，增添了我們的智慧，滌蕩了我們的心靈，指明了我們奮斗的方向……”
這份跨越17年的師生情誼，始于一門物理課。當時，國內一些知名教授不愿為本科生授課，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朱邦芬正為此發(fā)愁，當他問楊振寧能不能為大一新生上物理課時，沒想到，這位82歲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痛快地答應了。
2004級物理系學生劉俊銳成了那一批中的幸運兒。在劉俊銳印象中，楊振寧的授課頗有見解和技巧。“記得講到‘熵’這個概念時，楊先生說：‘書里的講法不好，我們來這樣講。’他讓我們完全忽略這個概念的存在，帶我們做一些熱力學上的推導，在推導過程中，‘熵’的概念被‘重新’發(fā)現(xiàn)和定義，這種教法讓抽象概念變得生動自然。”
課堂之外，楊振寧還會專門給學生安排一些小講座，從與費米、愛因斯坦等科學大師的交往故事談到父親教誨，乃至西南聯(lián)大歲月中的朦朧情愫，“這些故事很有趣，讓我們在跨越時空的對話中領悟治學為人之道。”劉俊銳說。
為中國培育杰出人才一直是楊振寧心中最牽掛的事。他在不同場合以“木板”與“箱子”比喻中、美教育的差異，提倡“滲透式學習”，強調“中國學生不僅要知之為知之，更要學會不知也要知”。
這一理念啟發(fā)了陳佳洱。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他推動兩項改革：文科生必須修至少4學分理科課程，理科生也需要修至少4學分文科課程，使學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學文化素質，樹立正確的“三觀”，還推動成立了文學部、理學部，使得相近學科可以融會貫通。
“楊先生特別關心我國的人才培養(yǎng)與教育質量，他的觀點啟發(fā)了國內多所高校進行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陳佳洱表示。
在清華大學，楊振寧更是做了大量多方面、多層次和全局性的工作。“從學校成立數(shù)理基礎科學班，到創(chuàng)立清華學堂葉企孫物理班，再到啟動清華物理‘攀登計劃’，無不浸透著楊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心血。”朱邦芬感慨道。
作為楊振寧的關門弟子，20多年的言傳身教讓翟薈體會了何為“寧拙毋巧，寧樸毋華”的治學態(tài)度。“楊先生強調做學問要誠實、不投機取巧，要腳踏實地，從最簡單的事情開始，一步一個腳印。”翟薈回憶，先生90多歲仍給他發(fā)郵件討論新做的計算，2023年的最后一封郵件勉勵他“請繼續(xù)努力”。
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汪忠曾得到楊振寧多次的點撥，當他準備在論文中署上先生姓名時，楊振寧卻堅定地拒絕了，說自己并沒有參與具體計算，不能掠美，并鼓勵他繼續(xù)深入下去。“這種嚴于律己、獎掖后學的襟懷，我永世難忘。”
事實上，楊振寧對師生的關愛早已超越清華園。
他支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的發(fā)展，“應支持他們向擅長的方向發(fā)展，不要照搬一個模子”，并將魔方作為禮物，手把手地教學子們旋轉拼合，叮囑學子們，“要多讀科普，拓寬視野”。
在南京大學，聽說當時部分學子生活艱苦，他立即捐出在各地講學的1.5萬美元講課費，在南京大學設立了全球首個以他名字命名的獎學金，每年獎勵10名品學兼優(yōu)的本科生。
得知東莞理工學院創(chuàng)辦“楊振寧創(chuàng)新班”的設想，他欣然支持，并寄語學校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yè)變革的契機，培育棟梁之才。
…………
“楊先生不僅在科學領域不斷突破，作出不朽的貢獻，他的人格魅力、家國情懷也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學術成就、精神和風范深深影響了幾代中華學人。”顧秉林說。
斯人已逝，追思猶存。
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qū)的一隅，楊振寧25年前親手種下的那株玉蘭樹，年年花開如雪，歲歲挺立常青。正如他卓然的風范與智慧，在無數(shù)學子心中，矗立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豐碑。
編輯：李華山
